第八十三章， 耿耿于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认为，桓温原来希望晋简文帝临终时将皇位禅让给自己，这纯粹是妄加揣度，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作为证明。况且，如果桓温觉得晋简文帝会有可能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他为什么不赶快进京，以免夜长梦多，难道他不知道在司马昱的身边充斥着对自己没什么好感的人吗？

    鉴于朝中早就没有一个能与桓温比肩的政治人物了，因此，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桓温觉得司马昱会在临终前仿照周公居摄的先例，来安排身后权力的分配问题。要不是王坦之从中作梗，他本来就已经能够达到目的了。在得知司马昱的遗诏只是让他按照诸葛亮、王导的规矩来辅佐新皇帝，功名心甚重的桓温感到大失所望，他在写给弟弟桓冲的信中说：“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

    所谓的“居摄”，乃是指年幼的君主即位之后，不能亲自坐在朝廷的皇位上处理国事，于是就由辅政大臣暂时登上朝堂台阶之上的君位（即史文中的“践阼”），背北面南，面对群臣，代替君主发布政令。一旦年幼的君主长大成人，自己能够登上君位处理政事，居摄即告停止，辅政大臣也就要重新回到朝堂台阶之下的臣僚队列中，北面朝见君主，呈现敬畏之态。

    桓温心想自己一个老头子也没剩下几年了，要是能够在这个君位上爽上一把，说不定还会在这个位置上挂掉，也就从此不用再回到朝堂台阶之下的班列中去了，这样自己的一生也算是完满了。可是，简文帝的遗诏只是让他依照武侯和王公的既往办法从事，这种处理方式就是给简文帝的嗣子保留皇帝的名分和朝堂的君位，但是由桓温执掌权力，辅佐幼君处理国政，以待幼君成人后施政，幼主的帝名和帝位均被保留，只是帝权被暂时代行。

    桓温没有得到理想当中的“居摄”的名分，也就是说没有在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指出的“自我实现”的最高一级的心理需求上得到充分的满足。王坦之和谢安两人当时的身份都是侍中，管内廷，朝廷本来有四个侍中，但是桓温主政之后，减了两个，所以王与谢基本上控制了内廷。因此，桓温一看到遗诏及新皇帝的任命情况，凭直觉就知道这是王坦之和谢安两人从中作祟，毕竟这两人都曾经是自己的下属，王坦之甚至还是自己的亲家，因此，桓温在心里怀恨他们二人是难免的。

    桓温在看了谢安所作的给简文帝谥号的奏议后，扔给座上的宾客说：“此是安石碎金（这就是安石所卖弄的小聪明）。”因为谥号基本上就是盖棺论定，所以大臣们给皇帝拟的谥号很难，如果你起不好，后面的皇帝肯定不答应，贪懒的就起个什么“文”、“武”之类的充数，但是中国古代的那些文人出身的官员都是挺讲职业道德的，为了对得起自已的名节，他们大多能够挖空心思地为过世的皇帝起谥号。谢安给司马昱拟的谥号是“简文”，意思是说司马昱这人在他的一生当中讲究冲虚简贵，文化素养又高。所以谢安的这个谥号确实也是起得好，就连这时对谢安有意见的桓温看了，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确实有两把刷子。

    不过，桓温虽然不满意辅政的这个安排，但他自己难道就没有责任吗？要是他当初一知道简文帝病重的消息后就火速进京，谁又能够拦得住他获取这“居摄”之位呢？桓温的问题一方面是自视过高，其实桓家在朝廷中枢的势力不大，要害位置没有人来把守，桓温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点托大了；另一方面他也太过相信自己向司马昱推荐的王坦之和谢安了。他觉得自己平时待这两个人都不薄，要是这两人在侍中的这个位置上不从中作梗，就算是自己不追求非分之想，但这“居摄”之位无论如何也是应该得到的。这个谢安是个老滑头，还算没怎么坏桓温的事，坏就坏在这王坦之居然横生波折。总而言之，当时的士族官员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门户的长远利益摆在第一位，桓温在关键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以致造成了终生的遗憾。由此可见，在对人心的揣度方面，桓温离王猛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晋孝武帝即位后，下诏说：“先帝遗诏说：‘事大司马如事吾。’现敕令所有的答表都应当尽到敬意。”又下诏说：“大司马是社稷的寄托，先帝曾将家国大事全盘托付给他。朝廷内外的所有事情就请按照大司马公的意旨施行。”不过，桓温对此却提不起多大的兴趣。

    此后，朝廷让谢安带着诏书去征召桓温入朝辅政，又给他加了前部羽葆鼓吹，以及武贲六十人。桓温对此都坚决地辞让不受。虽然这诸葛武侯的先例已经是位极人臣，但是桓温对于站在朝堂台阶之下的任何位置都已经不感兴趣了。与其在建康天天做戏给小皇帝和朝臣看，还不如继续呆在姑孰遥控朝政要来得爽快得多啊！当年的庾亮一开这个先例，其后来者们都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九月，朝廷追尊已故会稽王妃王氏为顺皇后，尊晋简文帝的母亲李氏为淑妃。冬十月，朝廷将晋简文帝安葬在高平陵。桓温没有赴京参加安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