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下）

    　　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

    　　9、氐羌民族的起源与迁徙

    　　生活在西部一带的胡族，若论种族数量与分布面积，以羌族为首。羌族的历史十分悠久，与华夏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羌族也是炎帝的后裔，《后汉书》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所谓姜姓，出至炎帝。《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炎帝，长于姜水。因以为姓。”郦道元认为，“姜水”即“岐水”，在今天岐山县、扶风县的交界处。考虑到炎帝集团活动的姜水流域与古羌族活动区域重叠，古羌族出至炎帝的说法是很可信的。有意思的是，不少羌族人则认为炎帝是古羌族的后裔。总之羌族与华夏族的交往源远流长，或战或和，甚至武王伐纣亦有羌兵参与。

    　　羌族种类繁多，各部落见的言语、习俗都有所差异，“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缠貉传》)历史上羌族生活在广大的西北、西南一带，包括今天陕西、四川、甘肃、青海、西藏、新疆东部、内蒙西南部、山西西部。东汉以后，人们把羌族分成西羌与东羌，西羌主要活动在青海湖、湟水、洮水、黄河上游一带，东羌主要活动在安定、北地、上郡，即今日陕西北部、甘肃东南部。

    　　《后汉书缠貉传》称：“(羌民)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可见羌族虽然好勇斗狠，但并没有建立统一的部落联盟，不似匈奴、鲜卑等草原民族，这是因为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南、西北的山区，受到山脉河流阻断，交通不利，不似广袤的大草原，各部落间的联系较少。由于羌族常年生活在山区，已经完全适应了山民的生活，史书称：“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秦汉之际，羌族成为匈奴附属，《后汉书》云：“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汉景帝时期，塞外研种羌因不堪匈奴欺压奴役，遂降附西汉，并请求替西汉守卫陇西边塞。景帝同意，将他们安置在狄道(含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和羌道(今甘肃宕昌县西南)等地。这是西汉第一次有史书明确记载的羌族内附历史。

    　　汉武帝登基之后，发动了反击匈奴的战争，为了斩断匈奴右臂，汉军出兵夺取河西、河湟一带，并在此设置临羌县(今青海省湟源县东南)、破羌县(今乐都县东南)。生活在河湟一带的西羌开始正是纳入西汉统治，但他们时叛时降臣，汉朝于是设置护羌校尉加以监管。由于河西一带是西汉与匈奴争夺的重点，生活在河西的羌人备受战乱的影响，他们被迫迁往湟水、青海湖一带，于是“河西地空”(《后汉书缠貉列传》)，汉朝开始大规模移汉民前往屯田，以隔绝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

    　　至此开始，羌族与中原政权的斗争愈加激烈。到了东汉时期，北方匈奴的势力日渐衰微，已经对中原王朝构不成多大威胁，反而是羌族的反叛成为东汉的心腹大患，羌族前后大规模起义有五次之多，东汉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也未能平定，东汉也因此加速了衰败的过程，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言：“惜哉寇敌略尽矣，而汉祚亦衰焉!”然而羌族的反叛，完全是因为统治集团的政策失当，如(《汉书匈奴传》)所言：“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所以东汉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对手。

    　　东汉的对羌族的政策总体以压迫为主，同时又以武力方式内迁羌民，使之成为劳动力、兵源。

    　　如：

    　　35年，陇西太守马援将先零羌徙至天水、陇西、扶风三郡。

    　　58年，东汉强迫迁移烧当羌七千口安置三辅，即长安附近。

    　　101年，东汉迁羌民6000余口强迁至汉阳、安定、陇西诸郡。

    　　羌族内迁的历史一直没中断过，黄巾起义爆发后，户口凋零，强制内迁也就更加频繁，而且征羌民为兵的现象也很普遍，如董卓西凉军中就有不少羌胡兵。

    　　说到羌族，就不得不提氐族。氐族也是“五胡”之一，但他与羌族同源，或者说是从羌族分出来的一支，主要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

    　　曹cao与刘备在争夺汉中过程中时，曹cao失利，由于担心刘备占有武都一带的氐人以逼关中，遂徙氐族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之间。刘备占领汉中之后，进逼下辩，曹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氐等万余户于京兆、扶风、天水等郡县之内。

    　　内迁的氐族和羌族一样，是统治者剥削的对象。比如说244年，曹魏为讨伐蜀汉而向氐羌征粮，“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三国志曹爽传》)可知内迁氐羌与汉民杂居，已经开始封建化过程，到了魏晋时期甚至改变了生产方式，按口纳粮，如同编户。

    　　由于西晋初年尖锐的民族矛盾得不到缓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终爆发了齐万年大起义。

    　　294年5月，匈奴人郝散谋反，攻克上党。史书上关于郝散叛晋的记载很简略，相关记载只有三段：

    　　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晋书惠帝纪》)

    　　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晋书张统传》)

    　　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党，杀长吏，入守上郡。(《晋书四夷列传》)

    　　由此可知，郝散是由谷远(今山西沁源县)起兵，然后攻克上党，进而向西行军，抵达上郡。东汉时期上郡位于今天的陕北，因不堪胡羌进扰，汉献帝时期废黜，西晋时期并没有恢复，所以当时的上郡属于塞外，为胡羌所控制。虽然郝散逃亡境外，但晋军继续派军追击，郝散最终被遣冯翊都尉所杀。然而冲突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296年夏，郝散的弟弟郝度元率领关中冯翊、北地一带的马兰羌、庐水胡谋反，并攻陷北地(今陕西耀县)，太守张损战死。冯翊太守欧阳建与郝度元交战，以战败告终。

    　　郝度元谋反的原因记载于《晋书司马伦传》：“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伦刑赏失中，氐、羌反叛，征还京师。”由此可知，郝度元之所以谋反，是因为一司马伦刑赏不当所致。而且司马伦宠信佞臣孙秀，与当时的雍州刺史解系不和，两人于军事问题激烈争吵，并相互上表弹劾对方。解系为人清正，甚有声誉，晋庭也深知解系刚正不阿，与司马伦的矛盾不好调停，遂征调司马伦回京。

    　　解系向时任司空的张华建议“杀秀以谢氐羌”(《晋书解系传》)其言论在《晋书张华传》中，内容如下：“赵王贪昧，信用孙秀，所在为乱，而秀变诈，jian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斩秀，刈赵之半，以谢关右，不亦可乎!”张华表示同意，司马彤也应允。恰到这时，孙秀的友人广汉太守辛冉到了洛阳，他向司马肜进言，说氐羌是自己造反，与孙秀无关。司马彤信以为真，遂未杀孙秀。

    　　为平定叛乱，晋庭掉司马伦回京，以太子太保、梁王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接替司马伦镇守关中。然而司马彤到关中之后，形势并未得到好转。

    　　8月，雍州刺史解系被郝度元击败。西北形势骤然恶化，一时之间秦雍二州氐、羌各族全部反叛，他们推崇氐族人齐万年为帝，并围困泾阳(今甘肃平凉市西北)。10月，庭大赦雍、凉二州。11月，派遣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等人讨伐齐万年。

    　　夏侯骏为夏侯渊之孙，其弟夏侯庄的妻子羊氏为司马师夫人景献皇后的堂妹，算是皇亲国戚。周处则是东吴鄱阳太守周舫之子，小学语文课本里“周处除三害”的主人公便是此人。吴国灭亡之后，周处仕晋，曾担任御史中丞，在职期间不避权贵，梁王司马彤违法也遭到纠察，遂有忠烈果毅的名声。中书令陈准知道司马彤与周处有矛盾，认为司马彤可能会趁机报复，遂向朝廷提议：“夏侯骏和梁王都是贵戚，本非将帅之才，进不求名，退不畏罪。而周处本是吴人，现为晋臣，忠直勇果，必然有进无退，军中将领只有怨恨他的却没有愿意援助他的。所以应当命令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一万精兵担任周处的前锋，如此定能够消灭叛军。不然的话，梁王就会让周处担任前锋，又不加以援助，如此一来必败无疑。”但朝廷不从，伏波将军孙秀也劝周处以家有老母为由推迟，但是周处拒绝，他说：“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然辞去亲人侍奉君主，父母又怎么还把儿子当儿子，今天是我死的时候了。”乃慷慨即路，志不生还。齐万年听说周处前来平叛，很是重视，并说：“周处曾任新平太守，能文能武。若此次进军手握实权，他将势不可挡，如果受制于人，那我就能生擒他。”

    　　就在齐万年起义愈演愈烈之时，关中发生旱灾，百姓饥苦。晋庭任命扬烈将军赵廞为益州刺史，征调梁、益二州的军队和粮食援助雍州，以讨伐氐、羌。

    　　297年1月，齐万年驻守梁山(今陕西乾县西北)，已经有部众七万人，严重威胁关中腹地，司马彤率领各军屯于好畤(今陕西省乾县东南)与其对峙，命令周处率领五千士兵前去攻打齐万年。周处意识到司马彤这是报复自己，但军令难违，只说：“军无后继，必至覆败，虽在亡身，为国取耻。”(《晋书栠处传》)然而司马肜和夏侯骏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周处立即出发。无奈之下周处只好与卢播、解系三人主动出击。大军抵达屯六陌，此处距离梁山东数十里。晋军与叛军距离并不远，周处军队尚未吃饭，司马肜就催促他立即进攻。周处无奈，只得孤军奋战，这一战打得十分激烈，从早到晚，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周处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虽然斩首万计，但也“弦绝矢尽”(《晋书栠处传》)，而救兵依然不来。左右之人都劝周处撤退，但他坚决不肯退兵，按剑道：“我为大臣，以身徇国，不亦可乎!”说完冲向敌阵，最终力战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