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四章 邓丽君

    日本唱片大奖（日语：日本レコード大赏）是日本从1959年开始的著名音乐奖项，是日本商业音乐中最具权威性的音乐奖项。【】而其中的新人赏要从全日本当年的所有新人歌星中脱颖而出，具有指针性，因此是所有新人梦寐以求的奖项，这次唐宁应邀作为新人赏的颁奖嘉宾，本来他是不想去的，不过当他看到候选名单的时候，毅然决定这次的颁奖礼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因为这次的候选名单里有一位他非常喜欢、在华语乐坛享有崇高地位的女歌手，她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1953年出生，1967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邓丽君之歌——凤阳花鼓》，开始其演唱生涯。1969年因演唱台湾电视连续剧《晶晶》同名主题曲于台湾成名。70年代初期以《千言万语》、《海韵》等作品打开香港及东南亚唱片市场；1974年以《空港》一曲奠定其日本演艺事业基础。

    她是华语流行乐坛永恒的文化符号。在亚洲地区和全球华人社会极具影响力的歌手。她的歌曲在华人社会广泛的知名度和经久不衰的传唱度为其赢得了“十亿个掌声”的美誉，被日本艺能界尊为“亚洲歌唱女王”。其生前演艺足迹遍及台湾、香港、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发表国语、日语、英语、粤语、闽南语、印尼语歌曲1000余首，对华语乐坛尤其是大陆流行乐坛的启蒙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为拓宽日本音乐形式和促进亚洲音乐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1973年就已经火遍港台的邓丽君要去日本发展，其实打在当时打开日本市场一直是亚洲歌星的共同梦想。因为这个市场大，而且真金白银，少盗版。邓在台湾已是红透半边天，再发展空间有限。内地则因为政治原因无法进入，只好眼白白拱手让予盗版。香港市场小，而且广东流行歌曲的兴起也令她难以发围。去日本发展是自然不过的选择。而且邓丽君去日本后歌艺及舞台表现都特飞猛进。这是由于在台邓是“无敌最寂莫”，而日本演歌坛高手如林。互相竞争，加上日本作曲、填词、演奏、舞台表现及设计均由极专业人士负责，邓自然获益良多。

    而且邓丽君并不是第一位去日本发展的女歌手，在她之前欧阳菲菲和陈美玲就都在日本发展的不错。华人第一个登上红白歌合战的是1972年的欧阳菲菲。但并不是以1971年”雨的御堂筋”而登上，随后1973年陈美龄也跃上红白歌合战，这两个人比起来，陈美龄可以说胜过欧阳菲菲相当相当多，那一口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小虎牙为她加了很多分。其当红声势让山口百惠都倍感威胁，日本偶像杂志”周刊平凡”，陈美龄和山口百惠出现在封面的次数不相上下可见一斑，直到1977年以后陈美龄赴加拿大念书退出歌坛。

    欧阳菲菲在日本一直不算是大红，她是属于大起大落型，并没有太特殊的表现。邓丽君是第三个到日本发展的华人歌星，但是在欧阳菲菲和陈美龄之后到日本发展，对她非常不利，欧阳菲菲偏向演歌路线，陈美龄是偶像路线。当时日本也大概就这两个歌唱路线，而欧和陈在歌坛上都已经有一席之地，要再多一个位子给华人发展，其实没有歌唱路线留给邓丽君了，邓丽君再怎么唱，观众都很容易把她当成另一个华人陈美龄，不然就是另一个华人欧阳菲菲而已。

    于是第一首尝试偶像路线的”无论今宵或明宵”让邓丽君看起来像另一个陈美龄，因为没有特色而失败，直到”空港”的转换跑道，一下子卖了70万张。创下宝丽金公司成立以来旗下歌星最畅销纪录，在年终拿到了唱片大赏新人赏，

    因为这届足足有700多人竞争新人赏，所以竞争压力空前的大。邓丽君以外国人身分拿到，非常不容易。在邓丽君前一年，陈美龄就是因为拿到新人赏，而在日本歌坛一步登天。邓丽君获奖后泪如雨下，哭到整首歌根本唱不下去，底下黑压压的记者和观众哄起一阵”加油”声。场面非常感人，直到1984年重回日本歌坛前，邓丽君对记者谈起自己最难忘的事，仍是1974年的新人赏。

    虽然邓丽君对唐宁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一名在日本很有成就的美国商人，手上有一家非常庞大的影视公司，所以对唐宁非常尊敬，只是由于当时她实在是太过激动，情绪一时很难平复，唐宁便笑着开解道：“今天能够给邓丽君小姐颁奖，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我也很喜欢邓小姐唱的歌，甚至我还会唱哦。”

    尽管旁边有人起哄，但是唐宁自矜身份，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唱歌，只是勉励一下就颁奖然后下台了，不过下台之后他倒是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前世一直都传言邓丽君是台湾特务，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便随口吩咐松田芳子和西川涉调查一下这件事。

    结果调查的结果让他瞠目结舌，因为这个传言居然是真的，好在在这件事上邓丽君是属于被迫的。当时台湾正处于军事管制戒严令期间，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

    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政府进行情报工作。自从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