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粮食与关中天地人关系2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杜佑上奏：“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300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17]卷40《职官典二十二》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3.京师军队人数众多。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加上驻守同州、华州、岐州等军队，约12万人。[16]118-119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如按《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2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200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料在内。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则2500余万石，其中300万折绢布入两京库，300万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400万石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京官禄米及诸司粮料，500万石留当州官禄及递粮，1000万石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17]卷6《食货典》六长安的皇宫尚食、京官禄米及折色占1000万石，各地节度使军粮约1000万石。建中二年，沈既济上疏：“臣尝计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11]卷149《沈传师传附沈既济传》吕祖谦说：“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募）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矣。”[19]卷25《国用考三》汉唐长安漕运的增加，与禄米、军粮有直接关系。

    4.京师士人太多。读书人口增加，是使京师粮食消费增加、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对唐乃至对中国后期皇朝影响甚巨。在影响京师长安粮食供应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隋废除九品中正制，举行科举考试，读书人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第二，隋官员任命考核权归吏部，所有官员都要到京师等待诠选。这两种人聚集到京师，影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当时官员曾论及于此。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疏说：“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17]卷17《选举典五》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悦说：“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17]卷17《选举典五》玄宗开元后期，洋州刺史赵匡上奏论科举弊端，第九条“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17]卷17《选举典五》这些人消耗了长安来之不易的江淮漕运米。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上奏论科举弊端，提出“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的观点，他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他主张，如果10000人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则“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17]卷18《选举典六》减少浮食人口，可以稳定京师物价。洋州是天宝之乱后江淮漕运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的必经之地，洋州刺史赵匡亲历督漕艰难；礼部官员职掌贡举之政令，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亲见京师贡举人数之多，亲历职事之繁。因此他们关于唐德宗时代京师物价昂贵、漕粮运输艰难、粮食消费繁重的认识，反映了实际情况。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举弊端产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县数量增多，选官途径增多，选官权悉归吏部。秦代列郡40，两汉郡国百余，唐朝则有350郡。郡县增加，必然增加官员数量。“秦法，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天下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名目众多……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自隋文帝开始，“内外一命，悉归吏部……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到京师参加诠选官员的数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17]卷18《选举典六》。

    5.京师佛道人口增多。唐长安佛寺众多，韦述在开元年间统计，长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计91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计109所。长安附近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估计天宝时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计，则长安及其地区的僧尼26000-30000人。长安城内共有道观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观50人计，则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16]116-119寺院道观占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寺院道观占地，会减少关中纳粮地亩。杜佑指出关中粮食消费增多，是由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末业日滋”等社会因素。[17]卷174《州郡典四》

    总之，盛唐时，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依赖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口约32万，包括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禁军和附近驻军12万，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计[6]卷24上《食货志上》，长安依赖国家供给的30余万人口，约需粮食580万石左右。

    三、关中水利田和劳动人口投入的不足

    关中郑白渠两岸农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万石左右的粮食？土地，作为自然环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动植物和气候等；作为生产要素，指耕地。关中生产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产更多粮食。生产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不足；人口减少，指关中向国家纳粮的农业劳动力（课户课口）的减少。在劳动人口素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不变时，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耕地和纳粮户口，才是统一皇朝发展的地理和物质基础。与消费人口的增加相反，关中土地生产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农业劳动力分散。

    1.耕地总量变动不多，但是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土地面积减少。当秦孝公（前361—前338）用商鞅变法时，关中地多人少，三晋人多地少，关中是吸引三晋的宽乡。宽乡指土地充足农户受田多，狭乡指土地不足农户受田少到北朝和隋唐时，1000年间，关中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地广人稀，变成地少人众；由“宽乡”变成“狭乡”。为什么关中水利田面积会减少？大致有两方面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数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积和农户减少。分封，就是允许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户，自收租税。这必然减少国家的纳粮户和租税收入。汉初王侯百余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王侯土地多在东南，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共15郡，而公主列侯食邑还在其中。[5]卷17《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因此，汉初每年从关东漕运以供给京师不过数十万石，原因是京师官员数量少、朝廷领有郡县少。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名山陂海尽归朝廷，汉郡八九十；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者不过数十里。汉武帝、宣帝时每年漕运东南400至600万石粮食到京师。“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19]卷25《国用考三》唐封爵九等，虽无其土，加实封者受国家租庸。自武德至天宝，实封者百余家。[17]卷19《职官典一》封家食邑，遍据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龙(704-710)时，“恩倖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8]卷116《韦嗣立传》于是韦嗣立上书论封户之费：“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11]卷88《韦嗣立传》自至德二年(757)至大历三年(768)，食实封者215家[17]卷19《职官典一》，则大历时比唐初150年间增加了七、八倍。凡食44860户。自至德元年至大历三年，封异姓为王者，凡112人。[17]卷31《职官典十三》10来年，封家增加了2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纳租粮的农户增加，而国家的纳粮户减少，赋税收入减少。因此，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议，禁止封家自征租税，一切附租庸输送。韦嗣立建议纳粮户交纳租庸后，“封家诣左藏仰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8]卷116《韦嗣立传》直到开元时才规定：“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公所食邑，则全给焉。二十年五月勅：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随庸调送入京。”[17]卷31《职官典十三》封邑遍及全国，但关中封邑数量无疑会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国家的租庸调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