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二章 军心之胜，暗杀影响

    四千对一千五，如果以攻守之势来比较，兵力相差并不悬殊。【】以装备来说，双方相差不大，清军有两挺马克沁，革命军则有五挺轻机枪；清军火炮不多，革命军在近距离则有手榴弹。

    但革命军有简易工事，选择的阻击阵地正面也较窄，使清军难以展开兵力，发挥人数上的优势。

    激烈的战斗使巡防队先丧失了战斗下去的意志，千奇百怪的避战方式出现了。有的趴在泥水里装死，有的在拼命后退，有的已经脱离而逃。

    一阵混乱之后，杨开甲不得不命令巡防队撤下去，完全靠湖北新军来打通道路。

    战斗愈加激烈而残酷，革命军也不断地投入兵力，确保阵地不失，或是进行反冲锋，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几乎全部是复兴会会员的中下级军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身先士卒，使阻击部队犹如惊涛拍击的巨石，浪潮过后，依然是岿然不动。而革命军中招募的大部广西士兵，在军官的鼓舞下，也显露出了悍勇的本性。

    战斗是残酷的，这令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场面的杨开甲也心神震撼，他用非常n奇特的数字来记录战斗的激烈进程：一个营三百多人，一次冲锋过后就变成了二百人；然后是一百人、几十人。远道而来的湖湘子弟就这样血rou模糊地倒在了异地他乡的泥泞污水之中，很可能还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同胞们，别为满清朝廷卖命啦！”

    “想想你们的妻儿父母，他（她）们在等着你们回去呢！”

    “投降不杀，优待俘虏！”

    “你们埋骨异乡，家人如何生活？”

    …………

    革命军阵地上传来了阵阵喊声。在屡屡受挫、尸横遍地的情形下，这种劝降式的宣传相当具有杀伤力。

    杨开甲握紧了拳头，又慢慢松开。他看到了周围士兵的表情和眼神，不仅仅是惊惧，还有惶惑。同胞，都是汉人。确实是同胞。而即便是勇敢的士兵，在提到埋骨异乡，提到远方的亲人时，心中也不得不升起犹豫和迟疑，被触动起亲情的怀念产。

    对杨开甲来说，此时的生死功名恐怕都无足轻重。但他却觉得愧疚，对不起那些把鲜血流在异乡的小伙子，他们有父母兄妹，或许还有妻子儿女。他不是也一样有怀念，有眷恋……

    但是——杨开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再次握紧了拳头，准备下令再度冲锋。

    枪声突然在身后响起，杨开甲大吃一惊，以为是追兵已至，那可就是覆灭之灾了。不等他派去的人回来，已经有几个士兵仓惶奔来。向他报告，队后的工程营发生叛乱。管带阮荣发为叛兵所杀，叛军冲垮巡防营等旧军，前往投奔乱党了。

    果然是余孽未除，终成大患。杨开甲不用想，便知道是日知会所发展的党人趁机作乱。杨开甲知道士兵中党人的数量不会很多，但这个时候还真是选得好。前有阻截，后有追兵，形势恶劣之下，难免军心摇动，惶惑的士兵极易受到煽动。看吧。工程营可能只有十几个，甚者几个党人，干掉长官造反，竟能裹胁差不多一个营跟着走。

    而工程营反叛造成的影响是极恶劣的，杨开甲看到起初的劲头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窃私语，脸色变幻，忧惧于形。

    杨开甲有些恐惧，谁知道士兵中还有没有党人，会不会有人向他打黑枪。他赶紧将警卫队唤来，加强自身的安全保卫，又狠了狠心，命令三营开始进攻，突破对面敌人的阻击。

    枪声、爆炸声又响了起来，但杨开甲吃惊地发现，这一次进攻完全没有了悍勇拼命的样子，在对面的枪弹射击下，只是稍付出伤亡，部队便卧倒在地，对射而不前进。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如果杨开甲知道后世这句话，肯定会脱口而出。但他心中有些发毛，老是担心再起内乱，也不太敢死命相逼。

    时间，就这么浪费了。绞索越勒越紧，当激烈的枪声从后面传来的时候，清军不可抑制地sao动、混乱起来。

    追击部队赶到了战场，克服疲劳，立刻投入到战斗中。虽然缺乏重武器，但革命军的喊杀声惊天动地，猛烈的攻击终于打碎了清军最后的战斗意志。

    凌晨五时二十分，清军崩溃了，准确地说，是巡防营的崩溃带动了新军的崩溃，是反正的工程营士兵的喊叫劝降引起了新军的sao动、厌战。

    “……虽然士兵和军官们都曾象勇士一样战斗，但战局已经无法挽回，敌人越来越多，而且悍不畏死，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或者说是被他们所欺骗了。我下达了命令，停止无畏的抵抗，以便让更多的士兵能够保留生命，回家去见他们的亲人，这可能是我最后的责任……”

    杨开甲颓然地坐了下去，苦笑着挥手命令警卫放下武器。战斗意志被消磨，被摧垮，强令抵抗也不过是多增加死伤。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承认，革命军在装备上并不弱于新军，在作战意志上则要更强一些。而那些中下级的军官，他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说是狂热也不为过。

    ……………

    战争没有百分之百的取胜之道，再完美的战术也难免会出现纰漏，然而正是有这些未知的因素在里面，才让战争变得绚丽多彩，涌现出无数的名将名帅。

    战争还是一张复杂的连环扣网，有的扣结无足轻重，有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

    滇南的清军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十个巡防营，新军一个标，五六千人，逃出去的寥寥无几。

    而革命军调动了近万人马，其中无线通讯大显威力。数支部队配合得相当默契，进攻、阻击都打得坚决勇敢。

    至此，滇桂形势发生了逆转性的转变。在广西的清军集团虽然能够击退负责牵制阻击的革命军一部，甚至能收复南宁，但这已经无关大局。重新联成一片的革命军，再度威胁昆明。

    在锡良气急败坏且惊惶失措的急令下。清军集团转调昆明；告急电报接连报送清廷，请求增兵再战。

    …………

    雨季要来了，革命军终于争取到了近半年的休整、训练、经营、巩固的时间。经此一战，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便会重新开始，人员和物资的输送通道很有可能都获解决。而且，广东清军独木难支，恐怕也会有重新的调整和布署。

    陈文强放下电报，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结果呢，说意外也意外。说不出所料也有道理。

    要知道革命军中的骨干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而当时坚定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是坚韧不屈、百死不挠，“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的英雄志士。他们充满激情，不畏死亡。甚至渴望以血荐轩辕，为国为民而英勇献身。

    而革命军招募的士兵又多是老实、厚道的农家子弟。能吃苦耐劳，也有一惯的服从，还有广西人特有的悍勇。所以，在一群狂热、勇敢的军官带领下，即便训练时间还短，还有所欠缺。也依然不是几千新军能够击败的对手。

    几个月的缓冲时间，革命军应该能在战力上更加提高一个层次，也基本能实现稳固根据地、因地就粮的战略意图，陈文强对此是比较有信心的。

    急攻进取，当然也是一个套路。但陈文强是一贯反对的。革命军到现在为止，充满朝气、锐气，这是可喜的优点。同时，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复兴会会员又都是欠缺实践经验的。

    占据一块地盘，不仅是树立起一面旗帜引得四面八方的革命者来投，也是给复兴会会员提供了学习治理地方、发展经济的试验田。由一地至全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算光复了大片土地，也难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后勤基地，为革命军提供足够的资源，甚至连地方稳定都要占用很多的兵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陈文强还不能称之为复兴会的经济基础，但最大的金主却是当之无愧。所以，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想法只要是具有实践意义且是有道理的，便基本上会被复兴会所采纳。

    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在陈文强的设想中，革命要总爆发，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张之洞不能坐镇湖广。在湖广十七年执政，他的威望太高，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只要他发话，往往比圣旨还好使。所以，发动新军固然在进行，但在新军中的党人是很难占到多数的，同情革命或随波逐流的官兵能不听从张之洞的命令或安抚？

    其次，清廷的立宪进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要知道，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巨子、实业家，财力雄厚，更在地方具有稳定人心的巨大影响。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清廷中枢变化，政局动荡；比如突发重大事件，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但这些，在陈文强看来并不是必须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陈文强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张之洞被调离湖广，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另一方面，张之洞调离之后，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他还不无顾虑。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清廷推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但积习难以骤改，没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以厘金为例，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政策优惠，陈文强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钱。

    所以，正如张之洞所说，陈文强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并借此加以控制，对他和他的产业，未尝不是一种保障。有人有枪，就算换了领导，也要掂量着办。

    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张之洞也不会任由陈文强这么去做，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陈文强要想达到目的，还要费些心思，认真筹划。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

    钱，不能由他一个人出；权力呢，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这样才能解除张之洞的猜疑，编练出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

    难吗，有一点，但陈文强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

    首先是安庆起义、恩铭被杀的影响。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还有端方、良弼等人。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这是端方所发出的惊叹。而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

    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