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韩信罪案/千古谁识诛淮阴4

    三、刘邦封死了韩信的反叛之路

    再回到韩信的案子上来。韩信之死，让刘邦戴上了杀功臣的帽子，并且成了历史上杀功臣的祖师爷。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刘邦的设计中，韩信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一案，尽管人是吕后杀的，尽管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里也已明确说了，“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但韩信之死的板子打在刘邦身上，也无可厚非。换言之，吕后杀的韩信，还是可以把账挂在刘邦身上的，而且刘邦的历史名誉上的污点，可能有一半与韩信冤案有关。菜九并不反对韩信之死刘邦要负一定责任，但是否要负主要责任，则需要探讨一下刘邦究竟在韩信一案中有哪些作为。这样做不仅很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毕竟韩信不是刘邦直接下令处死的，其中的玄机大可探究。让我们来看看刘邦是如何面对韩信之死的。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淮阴侯列传》

    从字面上看，刘邦不知情的成分更大一些。司马迁用“且喜且怜”这个词颇为传神地刻画了刘邦当时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其实，“且喜且怜”这个词，已经从一定意义上透露出韩信的案的真伪，与刘邦在此案中的作用。喜，表明刘邦极可能事先不知情，但除掉韩信他还是蛮高兴的。如果除掉韩信是刘邦的既定方针，那么吕后这个执行者，不过是按刘邦授意行事，一切皆在刘邦的意料之中，就无所谓喜了。因此，这个喜，或者有喜出望外的含义在其中。而刘邦的怜更是意味深长，它表明韩信不是真有反叛罪行，即使刘邦乐意见到韩信之死，但用这个罪名处死韩信这样的大功臣，还是颇让人痛心的。既然如此，刘邦为什么又要喜呢？看来韩信在他的最后岁月里，常有让刘邦不爽的言行，而刘邦又不便因这些言行将其治罪。因为如果随便找个名义处死韩信，怎么看都太过了，刘邦也实在下不了这个手。所以刘邦的矛盾在于，韩信的存在，让他心烦意乱；而韩信真正被这样不明不白地处死，又让他颇为不安----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

    刘邦提审蒯通，也有欲敲实韩信反叛罪名之意图，这本身就表明韩信之反，不具有采信率，所以要找人证来落实。对蒯通的审讯记录表明，刘邦认可了蒯通的说法，也就是说蒯通只是个历史反革命而没有现行，他鼓动韩信在可以反的时候反，只是他的策反没有成功；而韩信所谓的日后之反，又不关蒯通的事；因此刘邦不再追究蒯通之罪。从刘邦不追究蒯通之罪一事来看，他也不像有一定要置韩信于死地之心。曾经一度，韩信是刘邦非常放心不下的不稳定因素，但被以谋反之名削王为侯之后，韩信的存在已不构成对汉政权的任何威胁。刘邦对待韩信的底线，应该是让韩信处在可控制地位。而韩信死前的状态，也正处在这种可控制地位，真正是龙游浅滩，再也不可能掀起什么大浪来了。刘邦的政权安全了，韩信的状态也就安全了。因此，对刘邦的统治没有任何威胁的韩信实行rou体消灭，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韩信最终死了，造成了刘邦的又喜又怜的这种截然相反的矛盾心态，其中的内涵实在可以无限解读啊。

    刘邦对蒯通的审讯记录对日后的韩信评价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司马迁的“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的论说，就是顺着蒯通之言而发的。司马迁显然不认为韩信最终会反叛，但他似乎接受了蒯通所说。接下来，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贞（将司马贞定性为司马迁的后人，可参见拙作《皇帝的家谱》）也顺着司马迁的意思，其《史记索隐》述赞亦曰：三分不议，伪游可叹。再后来，类似的评价就更多了。看来，持韩信是有机会三分天下有其一这种观点的，在历史上的史学大家、硕学鸿儒中也是大有人在，只不过这个误会实在是太大了。前面说过，刘邦比谁都清楚，韩信根本没有反叛的可能，不仅现在没有，而且过去也从来没有，而这一切，完全是刘邦周密设计的结果。刘邦对韩信的cao控能力是超强的，他可以让韩信不可能反叛，也就可以让韩信平安地活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知之甚少，就是当时的人也不甚了了。知道这一点的可能只有刘邦、韩信两个人-------刘邦清楚地知道，韩信绝无反叛的可能，而没有反叛可能的国士韩信，当然就不可能猪油蒙心去搞什么根本搞不成的反叛。所以，刘邦放过蒯通不予追究，其中固然有他豁达大度的性格因素，也含有让蒯通其言散布出去的因素在内。因为蒯通的这种言论流传开来，对刘邦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明人胡应麟针对韩信之死的评价非常有见地：“神矣哉，汉高之智也！其智之神，盖不惟颠倒一世，且笼络万世而愚之。”（《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六《韩信》）刘邦发明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说，殊不知，世上正是充满了这种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所以刘邦的目的很容易就能达到。刘邦认可了蒯通之言的作法，巧妙地掩盖了一直以来刘邦对韩信的防范举措。而这一掩盖，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导致了后世对韩信事件的误读。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一直是固定在韩信有反叛汉阵营机会而没有反这个主线上，并因此产生了无数的史评文字及诗歌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胡应麟说刘邦“笼络万世而愚之”的说法，洵非虚语。

    因为蒯通的说辞，也因为韩信的临终之叹，人们往往以为韩信是有机会背叛刘邦，成为与楚汉鼎足而三的一股力量。而因韩信的可以叛而终未叛，又加重了他国士的份量，并更加凸显了吕后或刘邦杀韩信的不仗义。但这种认定不是没有问题的。在菜九印象里，最早持韩信不可叛者，当属今人徐朔方。徐先生文革期间在牛棚幽囚期间，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凭记忆写了读史札记，以为韩信绝无独立之可能，因为刘邦的亲信曹参等在其左右形成威慑，足以令韩信不得心生他想（文载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史汉论稿》）。菜九熟悉这段历史之后，以为徐先生之说完全能站得住脚。只是菜九觉得，徐先生此说还有相当多的补充余地。菜九以为，韩信之不叛汉，不仅仅是有曹参等在一旁威慑，而是韩信本身并没有叛汉的本钱。虽然韩信从击魏开始就独立作战，但韩信从来没有一支基本部队。此事颇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韩信击魏击代击赵时，应该将部队大大发展壮大了，而这样经过发展壮大与战争考验的部队并没有始终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而是不停地被刘邦征调走。刘邦征调韩信部队可能有两重用意，一是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线时非常吃紧，兵员消耗极大，故需要不停地补充，而韩信统领下的经过战争锻炼的部队，就成为了最合适的充实；一是经过这样不停地调动征用，韩信就始终不能成为一支难以控制的异己力量。事实证明，刘邦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淮阴侯列传》记此事曰：“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此类调动可能是用这样的形式，即先由辅佐韩信的曹参将部队控制，再移交给刘邦派来接兵员的人。《史记》中有这样的调动痕迹，如《功臣表》记（棘阳侯杜得臣）“以郎将迎左丞相军，以击诸侯”；《樊郦滕灌列传》有灌婴于汉三年前有“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的记载；《傅靳蒯成列传》又有蒯成侯周緤“遇淮阴侯兵襄国”之说；上述诸说或都提示汉收韩信军的具体做法。其中的左丞相，指的是韩信，也可能是指曹参，韩信击魏时的官衔即为左丞相，而曹参则是以假左丞的虚职相辅佐韩信，故亦不妨称之为左丞相。只是这个迎军事态是接受曹参的交接，还是迎接曹参的整个部队，不详。从记述上来看，更像是交接，即曹参不再随军、交出了部队的指挥权，如果曹参仍然随军，这样的表述就不合适。灌婴与周緤的情况就比较明确，但没有说从何人手里交接。韩信的相国，也只是个荣誉职位，实际上的相国是萧何，史上萧何之为相国是韩信死后的事，但其位置之重要当以相国视之。最最明确的一次抽调兵员，是刘邦与夏侯婴潜入韩信大营，直接将韩信的军队调走，只给他留下了老弱残兵。韩信击齐之前，其所掌握的原本属于自己部队就是这样一支老弱残兵。击齐时，因为汉调动了大量军队入齐归韩信指挥，才取得了胜利，靠韩信自己的部队是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的。韩信在齐期间的主要军事力量肯定不是他的老弱残兵，而是刘邦的精锐部队，只是这些部队他并不能完全掌控，那么他要想背叛刘邦，是没有这个实力的。而当时的各路说客可能并没有认清韩信的真实处境，所以他们的反复进言终归于无效，但在韩信方面应该有这样的考量在内。可惜不乏硕学名儒在内的后世之人，也没有看出韩信的这一实力软裆，千百年来不断为韩信的行为取舍一再感叹，令人啼笑皆非。还有一个问题，这些赞美韩信的人，难道真的希望韩信反叛刘邦吗？需知，正宗的儒家理念对于反叛可是深恶痛绝的啊。因此，为韩信不反而发的感慨，可能也不是这些人的真心，更可能是为韩信最终结局不平而发感慨时的口不择言。

    由于刘邦与韩信形成如此模式，韩信长期征战，功勋卓著，却始终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对这种状态，韩信显然是有想法的。灭齐以后，韩信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可能再也不满足于一直没有自己的势力，于是开始向刘邦讲价。汉四年灭齐后，韩信要刘邦封其为齐假王，刘邦当时正困于与项羽相持，见到韩信的提议，大为恼火，差一点就要与韩信决裂。经张陈等谋士劝说提醒，刘邦一步到位，册封韩信为齐王而不是假王。虽然当时韩信对真正实力的拥有仍如以前相仿，但有了王这个称号，还是能形成极大的对韩信本人的社会凝聚力。如果假以时日，韩信是可以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实力的，而到了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就很难说了。老子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旦有了王的称号，确实是可以形成极大的号召力的，真正实力的形成与壮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可能人们也会注意到，韩信拥有了王的称号后，他对刘邦事业的热情下降了，到了楚汉决战之时，韩信甚至放了刘邦的鸽子---爽约不赴战。韩信在干什么呢，史无明证，推测一下，韩信大概在名正言顺地经营自己的地盘，追求增加实力。如果说韩信有背叛刘邦的事实，可能这是唯一能够摆上台面的事例。韩信的这种表现又反过来证明，刘邦对他的防范不是毫无道理的。你有大功，这不假；但你磨洋工，这个也不假。你有大功，是对刘邦重用你的回报；而你磨洋工，则是刘邦对你防范的根据。刘韩两家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只是谁也不说破。不能让韩信形成势力，可能就是刘邦的底线，看来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就可以维持两人的关系。

    纵观韩信的一生，他确实没有明确做出反叛的行动。但韩信是否真的不想反，因没有确凿的证据，菜九不便妄言，王夫之说韩信须臾没有放下反叛之心（参见《读通鉴论》卷二），或失之武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刘邦一直在提防着韩信会反这一可能的，而最有效的提防措施莫过于不使韩信拥有反叛的本钱。毕竟韩信只是个刘邦事业的半路加入者嘛，刘邦对其不完全放心也是情有可原的。按韩信自承的刘邦对其解衣推食的待遇，刘邦对韩信的亲近关爱应该是确凿无疑的。那么，刘邦就是在对韩信亲近信任重用的同时又严加防范，严加防范的同时又亲近信任重用，两者并行不悖，手段相当高超。亲近重用，是因为韩信非常有才华，能为刘邦的事业建功立业；严加防范，是因为韩信毕竟不是最早追随刘邦打天下的那帮老弟兄，没准会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刘邦很是不放心他。可见，亲近信任重用中，亲近与重用是货真价实的；而信任是有条件的，也是可控制的。所以历史记载中就常常出现刘邦在使用韩信为其略地拓疆期间，又频繁地从韩信处调兵的场面，这就在客观上使得韩信难以坐大。到了与项羽决战时，刘邦许诺封韩信为齐王并划定地盘，同时封彭越为梁王亦划定地盘，这样才调动二者参加会战，终于击败项羽。而汉刚刚击灭项羽，刘邦立即就赶到韩信的大营，夺了他的军权，使得前不久还拥兵自重的韩信，又回到先前缺乏实力的状态。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刘邦对韩信是盯得非常紧的，基本上不留给韩信在拥有实力时有稍许的从容。紧接着，到了天下平定论功行赏时，又将韩信调离齐国，改封楚王，刘邦的公开理由是义帝无后，以韩信为楚王承续其香火，但真实的意义在于，韩信已在齐地经营了一段时间，齐地人口众多，远甚于楚，改封韩信为楚王，实为调虎离山之计。据徐朔方先生考证，韩信封楚实得八十九邑，数量上超过了齐之七十余邑。看起来韩信的地盘更大了，但在国力上应该是下降的。因为秦末之楚乃边陲之地，人烟相当稀少，八十九邑之人口，远少于齐地的七十余邑。所以刘邦对韩信搞了个明升暗降，化解了潜在的威胁。韩信是一个练兵高手，他的部队不断地被刘邦调走，但不需要过多久，他又能练出一支精干的部队。因此，即使韩信到了人口比齐地少的楚国之后，刘邦仍然是不放心的。何况韩信在楚地礼贤下士，招降纳叛，收买人心，其意欲何为，后面的事还真难说得很，于是便有了韩信的云梦之擒，废王为侯。可以说，自此之后，韩信才不再成为刘邦的心病，刘邦这才彻底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