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迁都之议

    收复洛阳的这件大事，对于老一辈的士族来说，肯定是精神能够为之一振的，以王羲之为例，他当时虽然已经被顶头上司王述挤兑得称病辞官了，但是他一直以来对于桓温的北伐行动都是极为关注的，当他一收到官军已经收复故都洛阳的消息后，顿时感觉兴奋至极，在这种一发而不能收拾的高亢情绪的支配下，王羲之写下了代表了他个人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破羌帖》。因为帖中第三行有“王略始及旧都”一语，故亦称《王略帖》，为草书，九行，共八十一字。“知虞帅书，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创，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适范生书如其语，无异。故须后问为定，今以书示君。”《破羌帖》结字峻美，笔意练达，笔法人神，骨rou相宜，宋代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因思苏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对王羲之颇有研究的著名书法家寇克让认为，王羲之固然真行草诸体兼善，但非要论以先后的话，他首先是一个草书家，其次是楷书，最后才是行书。寇克让先生为此观点提出了五条证据：

    第一，王羲之成名于草书。“王羲之章草答庾亮”一事发生在王羲之31岁的时候，这一个时间点，寇克让在《书法没有秘密》中有精确的考证。庾翼是庾亮的弟弟，作为书法上的竞争对手，庾翼最初是瞧不起王羲之的，曾把王羲之的书法称为“野鹜”，即野鸭子。直至后来他看到王羲之写给他哥哥庾亮的信时，庾翼才深表拜服。他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显然是已经把王羲之的章草和历史上的草圣张芝相提并论了！

    第二，王羲之晚年的书法达到个人的巅峰，而这个阶段主要的字体也是草书。永和（公元345-356年）年间是王羲之人生最后的十年，被后世尊为草书圭臬的《十七帖》，著名的《桓公破羌帖》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艺术水平登峰造极。梁武帝内府著名押署人唐怀充评价《桓公破羌帖》“笔法入神”。

    据寇克让考证，《桓公破羌帖》写于公元354年（东晋永和十年），当时桓温收复旧京洛阳，举国欢庆，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但仍关心国家大事。他认为：“《桓公破羌帖》时间明确，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是一件标准器。”

    第三，王献之曾对王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他在此建议羲之由古草改向行草，应该是羲之晚年的事，看来王羲之一生主要精力在草书。

    第四，唐初官修《晋书，王献之传》说：“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据文献，这个说法是得到过颇具发言权的王僧虔的印证的。何况，《采古来能书人名》也说羲之“特善草隶”。当时的隶书是指楷书。

    第五，寇克让做过一个统计，王羲之传世的作品里，六成以上是草书，只有三成多是楷书和行书。

    至于《兰亭序》被炒作成了王羲之的代表作的问题，寇克让先生认为关键的推手是唐太宗。唐太宗在古代书家中最推崇王羲之，但草书的门槛太高，一般人仅辨认就需数年，至于写出新意则难上加难，而楷书则有点“小儿科”。因此，不可能拿出很多时间来苦练书法的政治家如桓温和李世民等人便更重行书，唐朝著名的“政府工程”二序——《兰亭序》和《圣教序》都是行书。加上萧翼赚《兰亭》和陪葬昭陵的故事更是将《兰亭序》神化了。

    凡是出类拔萃的艺术作品，与其创作时创作者的感情因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王羲之在完成《桓公破羌帖》之后，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还再三提及桓温收复洛阳之事，甚至将桓温比作东晋的周公，因此，可以说《桓公破羌帖》是一件在举国欢腾的时刻且创作者心情大好的前提下的伟大作品。如今人工智能创作的楷书甚至行书都已经可以超越一流的书法家了，但是要一直到了能够创作出超越人类水平的草书作品来，人类才应该甘心情愿地退出书法历史的舞台。

    在收复洛阳数日之后的八月己丑，桓温率众拜谒西晋诸皇陵。他们一行人首先到了最近的峻阳陵。峻阳陵是晋代开国皇帝司马炎的陵墓，位于偃师南蔡庄北鏊子山的东坡，陵墓坐北朝南，背靠三十丈高的鏊子山，巍峨的伏牛山瞻于前，邙山主脉障其后，面临平坦广阔的伊洛平原，地理形势蔚为壮观。鏊子山山顶平坦，由南望去，兀立如屏。鏊子山两端，各有一独立山头，它们分别向南伸出一条较为平缓的山梁，对墓地形成三面环抱之势。

    司马炎（236－290），字安世，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公元265－290年在位。公元265年他继承父亲司马昭的晋王之位，数月后逼迫元帝禅位。公元279年他又命杜预、王濬等人分兵伐吴，于次年灭吴，统一全国。公元290年病逝，庙号世祖，葬峻阳陵。桓温在其内心上并不敬服司马炎，因为他虽是西晋的开国君主，但只是因为继承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两代的基业而称王罢了，本身并非什么英明之君，登基后既作出大肆分封宗室、允许诸王自选长吏和按等置军的一系列措置失当的政策，又无法处理少数民族的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的原因。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北方汉始主刘渊的侄子、大将刘曜（后改汉为赵，自己当皇帝）先后在洛阳、长安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灭了晋室。太兴二年（公元319年）正月二十五，刘曜就开始盗掘北邙山上的晋帝王陵了。当时刘派兵先挖了崇阳陵，五月再挖太阳陵。

    刘曜盗晋陵并不是因为贪图随葬宝物，因为晋帝都是薄葬，陵内也不会有多少好东西。刘曜的动机就是想破坏司马家的风水龙脉。因此，刘曜盗墓不象一般的摸金校尉那样摸了宝物即走，而是带着破坏风水的目的，刘曜把西晋帝王陵挖掘得一塌糊涂，甚至捣毁陵内器物，特别是能证明陵主身份的哀册、墓碑都被砸了。

    继刘曜盗墓之后，仅仅过了三十二年，即晋穆帝司马聃在位时的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九月，又有盗墓贼去挖了峻阳陵和太阳陵，造成二陵地宫严重崩塌。接到噩耗后，司马聃“素服三日”，并派太常赵拔前去修葺被盗二陵。

    当桓温一行来到峻阳陵后，看见才过了几年，刚修葺过的陵墓又变得残破不堪了，桓温便命令军士将毁损的皇陵进行了修复，并任命了护陵的专职官员。

    接着，桓温等人又继续往北到了偃师县邙山北面的首阳山。首阳山是邙山北的一座山峰，位于洛阳城东北约三十公里，这里是一块北高南低的台地，在山顶一片南北开阔、东西平坦的土地上，存有三个小冢，且相距很近，此外别无他冢。这里大概就是后来被追封为宣皇帝的“冢虎”司马懿的高原陵。司马懿生前就在首阳山修造寿陵，他在临终时嘱咐家人，死后丧事从简，不起坟头，不立碑记，不设随葬品，不栽树木，不与遗孀合葬。公元251年，司马懿葬于首阳山，他的陵墓后称“高原陵”。没有建设就没有破坏，这高原陵就算连刘曜亲眼看了，恐怕也是不会动心的。看来这“不坟、不树、不谒”的遗训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

    桓温是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来拜谒这一片平地的。一方面，他对于司马懿的智术与权谋拜服得五体投地，另一方面，他对于他的祖先桓范因为一时头脑发热，在关键的一刹那选择了站在司马懿的对立面而深深地感到遗憾，就因为他祖先桓范当年这个鲁莽的决定，导致了龙亢桓家被灭了三族，偶有漏网之鱼亡命江左，历经数十年后，整个家族才算恢复了一点生气。桓温自从发现了自己家族历史上的秘密之后，对高平陵事变的这段历史是铭刻在心，他因此也对司马懿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军事策略也做过大量的研究，他既佩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也鄙视他处理政敌时的无情和残忍，这种残忍就算自己的子孙后代知道真相后，也曾为之而不忍，也许就是因为当年的残忍和不讲信义，所以司马懿才会让自己的墓地“不坟、不树、不谒”的吧！